摘要：与大数据和金融资本相关的数据产权、货币主权、思想创造等将重构现有的经济体系。各经济体的竞争将会越来越趋向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人均GDP约80976元。在全球化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面临缺乏新动力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目标为5.5%，已经明显低于以前的增速，保增长压力较大，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思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17.1%，而且增速远高于传统经济。如何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决策非常关心的问题。
数据信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
数据信息是如何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呢？
首先，降低市场进入门槛，降低决策成本。
企业决定是否进入市场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进入成本，这个成本主要用于了解现有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情况，如进行行业需求调研、成本分析等，这一成本的大小高度依赖于企业对于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均衡时，进入成本会等于企业对进入市场的预期收益，当进入成本下降时，会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活跃市场进入，有利于更多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这一机制对于已经进入市场的企业在决策是否继续留在市场时同样适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提供的市场信息，使得企业对需求方和供给方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能够显著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和是否退出市场的决策成本。
其次，促进企业自我发现，提高优胜劣汰的概率，加速资源流通速度，优化资源配置。
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源能不断流向效率更高的生产者，以产生最大的产出。让优秀的企业做大做强，让低效的企业尽快退出，这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源配置的精髓。企业在刚进入市场时，并不完全知道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以及在本行业的真实地位，大数据能使企业加速自我发现，再结合企业对市场信息的迅速获取，就能很大程度上提高退出概率，加速资源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
最后，细化分工，扩大先行优势。
大数据时代，信息集聚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分工的细化会扩大产品种类，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而产品种类的大规模增加会使得行业内部的产品替代弹性相对上升，一种产品的价格小幅下降会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产生较大的冲击，行业的自然壁垒上升。因此，在位企业如果能较好地利用先行优势，降低平均成本，提高行业进入壁垒，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垄断地位。
扬长避短，加强规制建设
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发展数字经济有着天然的优势，过去十多年数字经济也的确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扬长避短，加强规制建设，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其一，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者，而传统经济中，资源流动面临很大的信息壁垒；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信息则能够大大降低市场的不确定程度，使得资源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正确的地方，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的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规模经济，而这对于中国这样市场规模巨大的国家尤其有利，这是中国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数字经济时代，应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人才储备，加强理论创新，培育市场环境，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其二，数据与信息的产权界定。
一旦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必然具有资产的诸多属性，比如产权界定、资产定价等，这都是现阶段政策制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产权界定是其他所有资产属性的前提，平台、企业、个人如何对个体信息及个体信息集合进行收集、加工、交换等，这些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这个问题对世界各国均是新问题，中国应该利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强和完善立法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占得先机。
其三，关于生产组织模式变化的思考。
传统经济中，企业和个人是最为核心的市场主体，而这种模式在数字经济中很可能要发生变化。以共享为基础的平台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平台、企业和个人成为核心的市场主体。由此将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平台、企业和个人之间市场力量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权益分配；共享资源的大规模增加直接冲击关于企业边界的思考，这会催生一系列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面对这些新现象，需要有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更需要有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
其四，关于规制的思考。
整体而言，大数据信息显然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大数据福利效应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分配效应。交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上升越来越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且随着分工的细化，产业内的产品替代弹性上升，使得自然垄断程度不断提高，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完善关于产业规制的制度，尽量发挥大数据促进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而在尽量不损失效率的同时，不断解决相关的分配问题。中国现阶段与垄断有关的产业规制还非常不完善，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今后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传统经济中，基于独有产权的生产要素生产独有产权的产品，通过产品的流动来实现要素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一模式中，资本和劳动是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基于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组织生产，并通过产品流动来实现的。而数字经济时代，一般劳动的可替代性不断上升，从原有物质资本和技术中抽象出另外一个生产要素——数据在生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可以预期，基于特定要素生产的产品流动将不再是全球化的核心，而金融资本流动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迁，物质资本不再那么重要，劳动力资本也不再那么重要，大数据和金融资本将越来越重要。与大数据和金融资本相关的数据产权、货币主权、思想创造等将重构现有的经济体系。各经济体的竞争将会越来越趋向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大数据资产、货币去中心化、国家企业化、企业国家化等新问题、新现象将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越来越关注的主题。
——《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
杨汝岱
必赢线路检测3003no1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十四五规划专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中文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英文论文发表于Wor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期刊。
供稿：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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