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9日上午，第90次RMI读书讨论会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2018级博士生韩笑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Chetty Raj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ragmatic perspective”与大家进行了交流，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部分师生参加本次活动。
首先，韩笑介绍了目前国际上主流行为经济学论文的研究框架，从助推政策、个体认知局限、个体实际效用与决策效用的差异等角度介绍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不同。Chetty Raj认为，虽然学术界对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诸多质疑，但是这并不妨碍行为经济学在解释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效果方面的良好表现。从务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行为经济学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挖掘新的政策工具，解释已有政策工具的影响，并提供新的福利分析视角。
接着，韩笑结合Chetty Raj与合作者撰写的另外三篇论文"Active vs. passive decisions and crowd-out in retirement savings accounts: Evidence from Denmark"、"Using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across neighborhoods to uncover the impacts of the EITC on earnings"和"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剖析了行为经济学对公共政策领域的贡献。在第一篇论文中，作者发现美国1999年减少对高收入人群养老缴费补贴的政策只对一小部分“积极储蓄者”产生了影响，而对大多数“消极储蓄者”没有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提高企业为员工养老储蓄账户缴费的默认缴费率对增加“消极储蓄者”的养老储蓄和总体储蓄发挥了明显作用，这意味着“默认设置”和“自动加入计划”等助推政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地达到政策目的。
在第二篇论文中，作者发现人们有操纵自己的收入水平以使个人所得税抵扣额达到最大的动机，但不同地区的个体对抵扣政策的认识程度存在差异；从低认知水平区域迁移至高认知水平区域的个体倾向于提高个体劳动供给以增加个人所得税抵扣额，而从高认知水平区域迁移至低认知水平区域的个体则没有这一倾向，这意味着可以将知识水平较低的区域构造为税收抵扣政策的反事实对照组，有利于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更准确地分析政策效果。
在第三篇论文中，作者发现美国不同社区环境对下一代个体未来的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对社区的选择体现了其真实偏好水平，而行为经济学认为该选择受到了人们短视偏见和认知局限的扭曲，并不是人们最大化真实效用的最优选择。从这一案例来看，行为经济学为社会福利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图1：读书讨论会腾讯会议现场）
讲述期间，韩笑和老师、同学们积极互动。本次读书讨论会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及研究意义的认识。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 韩笑 供稿）
